评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_湖北经济学院学报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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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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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8 月26 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约翰·麦金托什的文章，题为《文学经济学：评〈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的主编在“导论”里说，他们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文学与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复杂而又经常是与直觉相悖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等政治经济学大家，其实都是颇具“文学性”的。只不过，19 世纪的“边缘革命”造就了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即“主体价值”和“边际效用”对“劳动价值论”的取代；而到了20 世纪，经济学家们越发要切断自身学科的哲学、修辞学及政治学起源，并转而将自己说成是主要受到数学、物理学及工程学的影响。当经济学向数学转向时，文学研究又在哪里呢？该书进而指出，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文学系正一根筋地沉迷于“形式主义”：“新批评”只关心“文本”，不关心历史语境；后来的“结构主义”强调的也是“形式”“符号”“能指的游戏”，而非政治、历史或社会语境。但到了1970 年代末，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与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一道，来重新探讨经济学问题，此即所谓“新经济学批评”。此类批评，并非整体拒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是将马克思看成是经济思想连续体中的一环；在它看来，“文学经济学批评”发育不良，因为其关于经济学的知识，始于马克思，也止于马克思；而它所取法的对象，则包括比如说“修辞经济学”之类的学科，以强调经济学锻造自身学科可信度的修辞学基底。对于经济学的当代霸权，这一新兴的“经济—文学批评”是持批判态度的：它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卷入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方法的讨论之中，一方面又对其学科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表示公开的反对。麦金托什认为，身处此全球经济危机之时，该书的出版，可谓意义重大。书中收集的文章，或提醒经济学家注意自身的历史、哲学和修辞学传统，或试图揭开全球金融的抽象面纱，或强调被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梦排除在外的关乎经济体系的活生生的现实，所有这些努力都很好，但它们是否就等于对于实际经济领域的回应呢？因为关乎经济正义的斗争，吁求的是政治抗争，而不仅仅只是观念或历史的梳理。或者换句话说，关于经济的文学知识能够为我们开启某些可能性，但可能性是需要去争取的，仅仅只有历史化是不够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自由”“公正”“平等”“正义”，都不是其关心的重点，而要改变这一点，光靠“正义”的学术分析，是很难成功的。就此而言，我们似乎还是得回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2019 年8 月26 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约翰·麦金托什的文章，题为《文学经济学：评〈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劳特里奇文学与经济学指南》的主编在“导论”里说，他们编辑此书的目的，就是要考察文学与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之间复杂而又经常是与直觉相悖的关系，在他们看来，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马克思、凯恩斯等政治经济学大家，其实都是颇具“文学性”的。只不过，19 世纪的“边缘革命”造就了一种新的价值理论，即“主体价值”和“边际效用”对“劳动价值论”的取代；而到了20 世纪，经济学家们越发要切断自身学科的哲学、修辞学及政治学起源，并转而将自己说成是主要受到数学、物理学及工程学的影响。当经济学向数学转向时，文学研究又在哪里呢？该书进而指出，到20世纪中期，美国的文学系正一根筋地沉迷于“形式主义”：“新批评”只关心“文本”，不关心历史语境；后来的“结构主义”强调的也是“形式”“符号”“能指的游戏”，而非政治、历史或社会语境。但到了1970 年代末，一些文学批评家开始与历史学家及哲学家一道，来重新探讨经济学问题，此即所谓“新经济学批评”。此类批评，并非整体拒绝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是将马克思看成是经济思想连续体中的一环；在它看来，“文学经济学批评”发育不良，因为其关于经济学的知识，始于马克思，也止于马克思；而它所取法的对象，则包括比如说“修辞经济学”之类的学科，以强调经济学锻造自身学科可信度的修辞学基底。对于经济学的当代霸权，这一新兴的“经济—文学批评”是持批判态度的：它一方面兴致勃勃地卷入对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分析方法的讨论之中，一方面又对其学科霸权和文化帝国主义表示公开的反对。麦金托什认为，身处此全球经济危机之时，该书的出版，可谓意义重大。书中收集的文章，或提醒经济学家注意自身的历史、哲学和修辞学传统，或试图揭开全球金融的抽象面纱，或强调被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梦排除在外的关乎经济体系的活生生的现实，所有这些努力都很好，但它们是否就等于对于实际经济领域的回应呢？因为关乎经济正义的斗争，吁求的是政治抗争，而不仅仅只是观念或历史的梳理。或者换句话说，关于经济的文学知识能够为我们开启某些可能性，但可能性是需要去争取的，仅仅只有历史化是不够的。主流经济学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自由”“公正”“平等”“正义”，都不是其关心的重点，而要改变这一点，光靠“正义”的学术分析，是很难成功的。就此而言，我们似乎还是得回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